今天的世界，不是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就说了算，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呼吁各国一道，单边霸凌行径，让暴力的拳头张开，化作共同维护和平的握手。
中国同塞尔维亚都是不畏强权、珍爱和平的国家，中方愿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一道，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1999年5月8日是个星期六，清晨5点45分 (贝尔格莱德时间7日晚11点45分)，遥远的南斯拉夫传来的爆炸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F-117A隐身攻击机发射的五枚联合制导攻击武器（JDAM）击中。这是一种常规精确制导炸弹套件，由美军现存的常规炸弹升级而成，该系统可借助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实现全天候自动锁定目标，从距离目标大约15公里的地方发射，分散攻击指定的目标。
美国人下手真狠，五枚导弹全部命中。第一枚从大使馆的东南角斜入使馆内部，在一楼引爆。第二枚从楼顶中央直直插入使馆内部，大厅和二楼三楼的办公区域被破坏，第三枚在使馆内西北角爆炸，第四和第五枚穿透大使馆，进入地下室，其中一枚发生了爆炸，另一枚没有发生爆炸。没有爆炸的是激光制导破甲弹，企图置所有的人于死地。
爆炸导致大使馆内的3名记者身亡，20多人受伤。当时的录像显示，跑出来的大使馆人员浑身是灰尘和血水，多名工作人员痛哭失声。
幸存者《人民日报》驻南联盟记者吕岩松在黑暗中通过卫星电线点整。那时，中国没有专门的电视新闻频道，人们习惯于从每天早晨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每天晚上CCTV的新闻联播中获知新闻。所以，这条爆炸性新闻当时只能通过大部分人还不熟悉的网络传播，有的人是通过BB机或手机得知的。当刘长乐在长沙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
他是带领凤凰的主力人马到湖南电视台办节目的，按约定，他们将与湖南电视台的“快乐大本营”节目合作一台“一家亲，两地情”的特别节目。这个节目将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当晚9点的《时事直通车》后直播。作为中国电视界的新锐力量，凤凰与内地“最新锐”的电视台合作，期待产生独特的影响力。
凤凰的主持人吴小莉、陈鲁豫、许戈辉、窦文涛和相关的编导都去了长沙，大家很重视这次与内地观众交流的机会。
在那个原本快乐的周末，南斯拉夫的爆炸声把他们惊呆了。坊间的人们普遍认为，以美军F-117A隐身攻击机和其指挥系统的先进性与准确度，他们不会“误炸”得如此离谱。
正在彩排的欢乐节目马上变得不合时宜，必须停掉。当晚6点，湖南卫视在屏幕上打出了这台晚会停止播出的消息，但他们没有对美国炸馆之事进一步跟进，而凤凰显然考虑得更多，停止播出晚会后空出的两个小时如何填补？如何快速反应，第一时间向世界华人发出愤怒而又理性的声音？
当时刘长乐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立刻带全部人马飞回香港总部。但是，长沙没有直飞香港的班机，想在3个小时内赶回总部的想法彻底泡汤，他只能从晚会现场紧急赶往湖南电视台，把台长办公室当成临时指挥部，紧急商议晚上的节目方案。同时，让秘书段敏和吴小莉一起赶到机票代理处改签全体人员的机票，以尽快返港。
那天在座的有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和王酉年等人。王纪言原是传媒大学的副院长，后被刘长乐挖到凤凰卫视当台长，主管节目。王酉年原是某部的放映员，后来参加过拍摄中国早期很有名的纪录片《望长城》和《边关军魂》，现在是中文台的副台长。
这个突发事件，按说没有凤凰这个香港电视台什么事，可是，老祖宗说过，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文人永恒的使命与表达，尽管收获不一定是美酒。
当时，虽然群情汹涌，但政府还没有表态，国内媒体还没有声音，国际上态度暧昧不明。刘长乐认为，这是事件爆发前的短暂沉默，事情的紧要程度将在随后的时间里显露，将影响中国与世界。因此，他决定在这个特别的静默时段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已经没有时间了。谁见过这样的事，下午4点多了，凤凰还在讨论当天晚上要播出什么节目，而这个节目还根本没有制作！大本营里除了值班的，编导撰稿是谁还不知道。任何一个懂得电视制作和播出的人都知道，这是天方夜谭。
可是，今天这出“空城计”必须演好，还要满分。首先想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大家七嘴八舌，一时没有合适的。这时，边上闷头抽烟的王酉年说，中——国人可可、可以说说不！
王酉年本来就有点结巴，一生气，结巴得更厉害了。刘长乐说，酉年，我看把你这句话中间那几个多余的字去掉，应该是个好题目。去掉几个多余的字，加上两个字，题目定为《中国人今天说不》。
定下题目，立刻找人实施。此时凤凰在家的负责人只有主管新闻的中文台副台长潘红星。傍晚快7点了，王纪言的电话进来了：“小潘，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晚上直通车之后9点半到11点半那个节目取消了，然后由你们家里面负责，做一个特别节目，名字叫《中国人今天说不》，时长两个小时。考虑到我们精锐部队都在湖南，建议你让曾瀞漪做主持人，但你手里的资料不可能填满这么长的时段，主持人不能对着空镜头说那么长时间，你可以让经常来客串评论的曹景行上，尽可能多地用评论去填补时间，然后中间插播相关的电视画面。”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纪言说了一句错话，当时凤凰的精锐部队并非都在湖南，留在家里的也个个是精锐。
潘红星的第一反应是，这么大的事，出了问题谁担？潘红星看看四周，除他之外，还有四员女将，主持人曾瀞漪，出镜记者郭芳，还有两个编导，其中一个家里有事，哼哼着要请假。潘红星虽然是好脾气，这时也有点上火：“你看着办吧，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觉得能走你就走。”也不怪那位编导，那时台里的香港员工还一脑门子娱乐，天天按部就班，根本不懂新闻立台的规矩和要求。
那时候凤凰只有一个时段播新闻，就是晚上9点的《时事直通车》，9点之前，有新闻也无法做出反应，何况那时还没有在屏幕下方打字幕报告突发事件的概念。他知道，他在这时候被委以重任，是凤凰高层无将可用了，他必须站出来。他立刻打电话给曹景行。
曹景行是著名报人曹聚仁的儿子。曹聚仁一生留下大量的作品，大概写了4000多万字。李敖曾对曹景行说，你老爸曹聚仁比我写得多，可是没有我写得好。
曹景行子承父业，完全是偶然，他4岁就和父亲分开了。他在“”中当知青下放到了安徽农村，一晃10年，考上复旦时，已三十出头。毕业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经济，到年过四十，移居香港，一切又从头开始，写稿谋生。他当过《》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就是没有出过镜。1998年7月凤凰台要开《财经论坛》，想找一个头发有点白的人来主持，他照了一下镜子，觉得自己白头发不少，可以试试，就这么试了一年。所以这次的第一人选想到的是他。
电话那头，曹景行说，我们几个正在吃饭呢，有《》的总编邱立本、香港大学的陈婉莹，大家正在这儿骂那些算计我们的美国人呢。潘红星说，那就都过来吧，多多益善。
本来7点钟就是潘红星最忙的时候，直通车的新闻要一条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