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條在《铁围山丛谈》中写道，“大观、政和之间”，“日惟讲礼乐，庆祥瑞。”（蔡條：《铁围山丛谈》，以下称《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28页）北宋徽宗朝祥瑞体系建设，尤其是艮岳作为神宵世界之神降场所，更历来为史家瞩目。（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243页）
政和年间，宋徽宗更将礼文符瑞与崇道熔于一炉，通过“元圭自至”，“上帝降格”等极致化的“神应”事件，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对此，美国学者伊沛霞认为，“不应当在徽宗道教信仰的多重方面中只看到一个方面，或是用某一方面来解释其他所有方面。”（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136页）这一笃论同样适用于徽宗朝的祥瑞现象，由此，“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建设，并非为了合法性”的论断，（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另见氏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六章第二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就有待商榷。
事实上，徽宗朝祥瑞体系建设及其崇道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北宋晚期政治文化，唯有置于徽宗“再受命”事件的语境中才能得以有效阐释。
“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9页）而“天命论”就是中国古代王朝及其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信仰的理论基础。
“天命”一词，始于先秦，西周统治者借周人“受命于天”、“顺天革命”，为殷周革命的正当性和西周王朝的合法性创造依据，但与此同时，“天命靡常”、“易姓革命”也成为以上论述的题中之义，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赋予了后世王朝某种警醒和忧患意识，并在君权神授之外，引申出“以德配天”的理性精神。
后来，西汉武帝改革郊祀礼，将“王亲祭天”进一步仪式化，借以建构和宣示帝王统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儒生董仲舒则将灾异之变与统治者的正当性结合起来，创立“天人感应说”，将皇权神化的同时，也借助灾异示警对皇权加以约束。
两汉之际，经学与谶纬之学日益融合的同时，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共同孕育了“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谶言，迫使汉哀帝借改元之举，实现“再受命”，以挽救刘氏的皇权认同危机，而北宋大观、政和之际的徽宗，也和汉哀帝一样，面临着殊途同归的焦虑和窘境。
“孟翊有古学而精于《易》。鲁公（即蔡京）重之，用为学官。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言）。大观三年夏五月（乙巳），天子视朔于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群班中出一轴，所画卦象赤白，解释如平时言，以笏张图内，唐突以献。上亦不乐，编管远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时事稍稍更易。当是时，人疑翊之言颇验。其后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兴事。”（《丛谈》，卷3，第41页。）
此处，“寒盟”借指导致北宋亡国的“靖康之变”，“中兴事”指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成为南宋开国之君。蔡條将二者和“再受命”并置，意在说明孟翊其说的灵验。侍御史毛注在弹劾蔡京的奏疏中指斥，“孟翊妖奸，以天文惑众。”（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称《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第961页）同期，石公弼、张克公、刘安上等论蔡京“受孟翊之诬言”。足见“再受命”之说确有其事，且流布广泛，此后星变给予徽宗更大的心理压力，“上意恐甚，逐蔡京于杭州。”（《拾补》，第1012页）
蔡條所言“彗星出，改元政和”，发生于大观四年五月，改元起因于星变，“‘大观四年彗星逆行……仿佛汉中平末也。’……问其期，曰：‘壬寅。’时辛丑春也。”“及壬寅不验，则曰：‘当在乙巳。’后乙巳遂验云。”（《丛谈》，卷二，第39页）“中平末”具体指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星变事，详见《后汉书天文志》，辛丑即徽宗宣和三年（1121），壬寅为宣和四年（1122），乙巳则宣和七年（1125），这一年，金军南侵，徽宗内禅，钦宗继位，改次年靖康，“靖康之变”于焉上演。
所谓“再受命”之说，显系阴阳家言，徽宗却不可能无动于衷，等闲视之。后来，果如孟翊、蔡條所言，徽宗一度“更年号、官名”，“时事稍稍更易”，即可视为明证。
大观四年五月九日，“彗星出”，二十日，徽宗便发布《星变赦天下制》，（《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64册，第248页）十一月三日，发布改元赦书，曰：“惇崇元祀，属熙事之涓成；申宥眚灾，宜湛恩之诞布。”（《全宋文》，第164册，第275页）明言应星变而改元。
但大观四年初至政和元年七月，徽宗生过一场大病，期间，另有崇恩太后欲垂帘事，这些势必加深徽宗的忧惧心理及其应对的急迫性，只是随之而来的张商英与蔡京之间的党争，暂时延缓了徽宗的行动。直至“政和元年九月，更定官名”。政和二年九月，徽宗大肆更改宰执、武选官及三京、河南府、余州县官名，变动之剧，堪比其父神宗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政和三年闰四月，徽宗再改公主为帝姬。
但是，“更年号、官名”似乎并不足以消除“再受命”谶言的影响，流言依旧此起彼伏。大观三年五月二日，孟翊献言第二天，徽宗发布《诫士人恪守名节诏》，“凡尔在位”，“尊君亲上”。（《宋大诏令集》，以下称《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1版，卷196，第722页）接下来的两年里，徽宗相继发布至少十二道“御批”、“御笔手诏”等，严禁“以星文谴告”，而“撰造浮言”、“蛊惑邪说”，“动摇国是”。（详见《诏令集》，卷196、197，及《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五三、五六）
诏书大都关涉“动摇国是”，这和孟翊所言“一变时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不乏元祐与熙丰、绍圣之间新、旧党争的因素。“国是”指徽宗即位以来的“继志述事”，也就是继承和延续父神宗、兄哲宗以来的变法事业，这也是徽宗皇权嬗替的合法性来源，因为语多隐讳，“浮言”、“伪诏”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与“星变”及“再受命”等符谶有关，亦毫不意外，尤其是“星变”之后，徽宗如此频密地就“浮言”、“术数”、“伪诏”等发布诏书，严饬官员传播，可见徽宗对于种种“浮言”层出不穷的警惕、焦虑，甚至惶恐不安。
宋初，民间就流传有“太祖之后，将再有天下”的谶言，徽宗父亲神宗熙宁年间赵世居不轨案，便与此不无关系。（王明清：《挥尘后录余话》，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08页）徽宗即位以来，接连发生赵谂、吴氏（储、侔）兄弟以及王寀、刘昺等三起重大谋反案，这些谋反案无不有符谶的影子，以致于政和八年，距赵谂案12年之后，徽宗仍耿耿于怀，困惑不已，并在《赐李邦彦诏》中痛斥，“如赵谂、储、侔、王寀、刘昺之徒，或贤科异等，勋阀世胄，或出入禁闼，侍从之领袖”，而“怀僭乱之异谋”，“其故何也？”
赵谂，哲宗绍圣元年进士第二名，民间素有“榜眼”之美誉，吴侔的外祖父王安石、祖父吴充，俱为神宗朝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