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原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革命烈士。以新文学创作驰名，同时对旧体诗词保持特殊的创作热情。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满州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其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建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春，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又在鲁迅支持下创办并主编《大众文艺》月刊。
1938年底抵新加坡，不仅主编《星洲日报》和《华侨周报》等杂志，而且创作并发表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和旧体诗词，还担任新加坡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42年日军逼近新加坡，郁达夫撤退至苏门答腊西部小镇，化名“赵廉”谋生。6月被日军强征至日本宪兵部任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侨胞、文化界流亡人士和印尼群众。1945年8月29日被日军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一生笔耕不辍，在旧体诗词方面更是创作颇丰，曾自称“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郁达夫的诗词今存六百余首，其中词作十一首。以创作时间为轴，兼及思想变化，郁诗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留学日本时期（1913—1922）、归国时期（1922—1938）、南洋时期（1939—1945）。这三个时期既是郁达夫思想愈发成熟的人生历程，又显现出其诗词创作的发展轨迹。
留学日本时期的郁达夫正值年少，才思勃郁，诗词创作数量最多，约三百首，题材以交游诗、怀乡诗、爱情诗等为主。忧郁消沉是郁诗这一时期的情感主调，但其个人式的苦闷情绪中交织着感时忧世的家国之思，是郁达夫爱国情怀的早期表现。随着郁达夫思想上的进步，其诗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亦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归国时期便是郁诗的高峰期，约有一百六十余首，内容涵盖纪游、咏史、题赠、政论等。尽管此阶段郁达夫的思想仍处于极为矛盾的复杂状态，不少抒怀之作都重在表现私人情感，但他始终对时局、对革命保持着高度关注，《北征杂感》（二首）、《闻杨杏佛被害感书》《无题（背脊驼如此）》《偶过西台有感》等具有现实批判性的诗作，都体现出他对反革命势力的深痛恶绝。写于1938年的《毁家诗纪》更标志着郁达夫完成了从颓唐自哀到抗敌救亡的思想蜕变，其中“匈奴未灭家何恃”、“先逐寇，再驱雉”的呼喊充分展示了其高尚的爱国情怀与强烈的战斗意志。
南洋时期，郁达夫有诗作一百三十余首，究其情感，虽然不乏去国怀乡、忧虑战况的感伤情调，亦有寄情山水的闲适雅咏，可更多的还是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不屈的斗争之志。《祝中兴俱乐部两周年纪念》《庚辰元日闻南宁捷报，醉胡社长宅，和益吾老人〈岁晚感怀〉原韵》等反映出郁达夫这一阶段的乐观态度，而“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乱离杂诗》其十二）的诗句则表达了其坚定不移的抗争意志。
《过岳坟有感时事》作于1932年10月16日，原收入《水明楼日记》，又载于1932年11月20日上海《申江日报》副刊《江声》，又名《过岳坟有感》。郁达夫于杭州西湖医院疗养期间写成此诗。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年，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在几个月内相继沦陷，而本年初更是发动“一·二八”事变，日寇悍然入侵上海。3月1日，日军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
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局势，郁达夫即使出游仍感念时事，在途经岳坟时写下了这首借古讽今的咏史诗。诗云：
此诗通篇用典，以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暴行，控诉国民政府对外屈节求和的政治态度，体现出郁达夫深沉的爱国思想。
首联“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中，“北地小儿”和“南朝天子”分别指北宋钦宗赵桓和南宋高宗赵构，实则暗喻东北伪满洲国的溥仪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赵桓是北宋亡国皇帝，即位时年二十六，“靖康之变”后被掳北上，余生受制于金人，囚禁至死；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初次登基仅三岁，被戏称为“宣统小儿”，再次被扶上伪满洲国帝位时亦为二十六岁，以为能光复清朝，实不过是被日本控制的傀儡，以“小儿”指称二人，充满嘲讽意味。而赵构屈辱求和，签订绍兴和议，下令赐死岳飞，与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正相契合。另外，郁达夫曾在《钓台的春昼》一文中直呼蒋介石为“中央党帝”，更将之比作秦始皇，可见其批评之锋芒，在此诗又用“天子”暗喻蒋介石，同样暗含对蒋政权独裁统治的讥刺。“耽逸乐”和“爱风流”为互文，无论是耽溺旧日帝王生活的“北地小儿”，还是专制权欲泛滥的“南朝天子”，都沉浸于声色犬马之中，罔顾外敌早已兵临城下的危亡局势。
颔联紧承前一联，正因当权者耽于安逸，才导致“权臣自欲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这两句引用的是“靖康之变”的典故，意谓汴京最终陷落的根本原因不在金人的强力掠夺，而在于从李邦彦到秦桧等两代权臣的卖国求和，一意屈辱退让只能滋养金人的野心。这一联在慨叹北宋灭亡历史的同时，也指出了日军恶行之所以迅速成功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其中，“自欲”强调将国土拱手相让是自愿所为，“何尝”以反问的语气，表达对侵占竟不需多费力气的愤叹，从而刻画出求和派的懦弱无能，也体现了郁达夫对国民政府的激愤之情。
前两联讽刺国内当权势力偏安一隅的现状，后两联转而将诗笔落在百姓和敌寇处。颈联出句“屠狗犹拼弦上命”中的“屠狗”泛指出身低微者，或位卑的侠义之士，出自《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而“弦上命”犹言“念久隐畏约无穷时”的高渐离决心为燕报仇，以击筑近秦始皇，举筑刺杀，不中而死。
这句诗既是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显示出拼死抗敌的决心，也是郁达夫的自况，原本因失望而半隐的郁达夫此时积极参加募捐、宣传等活动，作有《联合抗日会的演剧》等文章，声援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对句“将军偏惜镜中头”暗指张学良奉从“不抵抗政策”，其中“镜中头”语出《资治通鉴·唐纪一》：“（炀帝）常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此处借以言将领爱惜性命，避而不战。前句是后句的反衬，更鲜明地凸显出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软弱。
尾联“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则直接哀叹东三省失守，日本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得以实现。“关外童男女”指侵占中国山海关外东北地区的日本军队，《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传说徐福率众童男女渡海后，居于日本，所以这里“童男女”即日本人。“立马吴山”化用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南征至维扬望江左》的诗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从讥讽统治者耽于作乐，到怒斥权臣屈节求和，再到责备将军贪生怕死，激昂的爱国情感终在最后两句达到顶点，转为更深沉的悲痛，哀国土沦丧之辱，恨无力改变祖国窘境。
唐弢如此论郁达夫的诗歌：“戟指时事，兼披中怀。”这一评价可谓中肯，《过岳坟有感》正有此特点。
这首诗虽然多处用典，指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