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岚山法警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短视频，一名20岁出头、刚踏出校园的女青年，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被送入牢门。视频下有近11万条评论问及“什么是帮信罪”。
虽然很多人对帮信罪感到陌生，事实上，在电信诈骗犯罪的链条中，帮助行为已逐渐成为重要一环。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5年间，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从2018年的137人增至2022年的13万人。
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信罪这一罪名，具体规定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022年最高检的一份数据显示，帮信罪的犯罪嫌疑人以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占多，初中以下学历占66.3%、无固定职业的占52.4%。帮信罪已成为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仅次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也是发案率最高的信息网络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作为非接触性、侵财犯罪日益呈现出链条化、组织化、跨境化、技术化等特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说。
随着帮信罪的犯罪形式越来越高科技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民营企业员工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也成为值得注意的犯罪行为。
“一些科技公司从业人员抱着‘赚快钱’‘炫耀’的想法，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实则沦为犯罪的‘技术助攻’。”孙谦说，如今，网络黑灰产滋生蔓延，犯罪分子在网上网下、境内境外相互配合，助推了电信网络诈骗迭代升级。“一些犯罪人员通过非法出售、出租专业设备或工具，帮助上游实施犯罪。一些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精准‘画像’，设计个性化的诈骗话术。”
孙谦提到，在办案过程中他们发现，招聘、实习、兼职领域涉此类案件问题较为突出。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及一个案例：8所院校57名学生跨省实习，误入诈骗团伙，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或督促撤案，涉案学生均回归正常学习生活。
“有的招聘市场特别是网络招聘平台对招聘企业资质、发布招工信息等缺乏严格审查和管理，导致一些人因为这些违法招聘广告，进入诈骗犯罪集团，危害十分严重。”孙谦说。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称，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教育，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其受骗参与害人。对情节较轻或受骗、胁从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从宽处理，以教育为主。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第六号检察建议，促进源头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朱妍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避免IT青年成为涉诈App“制刀者”的提案》。
“一些涉案人员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接下业务参与研发涉诈App，以及进行后期运维等。此外，除团伙作案之外，也有技术开发人员私下‘接单’，参与关键环节，逐渐发展成从接单、开发到封装、分发、售后的‘一条龙’灰色产业链。还有的技术人员被派往东南亚窝点管理运维服务器。”朱妍认为，要加强计算机IT类专业学生的法治教育、思政教育；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这样才能将涉诈App“制刀者”变为反诈战士。
“法治意识淡薄是多数人触犯帮信罪的重要原因。”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孙菲指出，许多涉案青年法治观念不强，对此类行为可能触犯刑法的认识不到位，对他人利用其银行卡收取电信网络犯罪钱款等行为采取默认、放任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来钱快，自己也可以这样做。
“检察机关聚焦案件高发群体、重点行业和问题突出区域，通过法治宣讲、公开听证、公开宣告送达等方式，加强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会同教育部门，持续深入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提升在校学生法治意识。会同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用好典型案例，加大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教育力度，提升职业素养和法治意识。”孙谦认为，相较于后端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前端的治理更为重要，“坚持预防为先，加强以案释法，防止普通群众沦为犯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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