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长沙、江西、延安、西柏坡做对了什么?

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一百年前,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领一个民族书写救亡图存的壮丽史诗;一百年后,红船驶过的地方,红色土地换了人间。

在百年间,中国中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身先士卒、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瞭望智库推出#革命先行者#专题,缅怀革命路上的优秀员。

今天,我们回顾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感受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和等为代表的报人们的上下求索,再现党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与时俱进的艰辛、光辉历程。

本文由瞭望智库授权综编自2021年5月22日在广西大学举行的“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研讨会”专场论坛,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中国正式成立之前,在五四运动前后,北平已经成为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李大钊、陈独秀和邵飘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创办报纸杂志,撰写政论文章,指导新一代青年从事新闻研究和实践,是中国新闻事业当之无愧的先驱者。

从1913年到1925年,李大钊(1889-1927)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的报刊近20种,为二三十家报刊撰写政论、时评、通讯、诗歌等300多篇,百余万字。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活跃于北京高校和新闻传播界,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

1916年8月15日,北京《晨钟》报创刊,李大钊应邀担任编辑主任,但由于和控制该报的研究系政客汤化龙等的矛盾,他在9月5日辞去职务。在短短22天中,李大钊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撰写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号召青年勇担创造“青春中华”的大任,“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来“鼓舞青年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创立《甲寅》日刊,李大钊应约担任该刊编辑。此后半年多,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近70篇文章,其中包括对俄国“二月革命”后局势的一系列分析文章,为他在“十月革命”后进一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埋下了伏笔。

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采取“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引进大批国外进步书刊,其中有包括英文版《宣言》在内的马恩列著作和当时新近出版的其他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他还积极推动有关书籍的中文翻译、编写及出版,使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国内第一所利用书刊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该研究会后来又建立“亢慕义斋”,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

【注:“亢慕义”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亢慕义斋”即为“室”。从名字上看,“亢慕义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成立本身的目的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起。】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参与创办《每周评论》杂志、《少年中国》月刊等刊物,引导《京报》和《京报副刊》《晨报副镌》的革新,在《言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1918年7月)、《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新纪元》(1919年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等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倡行“知识、诚笃、勇气”兼备的政论家素质和“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的办报要义。

陈独秀(1879-1942)于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到1920年2月返回上海,他在北京居住、工作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他逐渐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宣称,我国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围绕陈独秀形成了一批以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编辑阵营,这个阵营与中国的成立有着密切关系。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回顾道,“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陈独秀任主编,他更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其评论文章成为后来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9月出狱后他的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同年12月1日,他发表《〈新青年〉宣言》,响亮提出了“民众运动,社会改造”的主张,表示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

1920年1月,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演讲,明确提出自己对“平等”和“劳动”的信仰,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

1920年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赴天津,途中两人相约共同发起组织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与李大钊、陈独秀相比,五四前后,邵飘萍(1886-1926)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联系并不为人熟知。事实上,通过参与指导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及《京报》的新闻报道和副刊专栏等,邵飘萍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邵飘萍在留学日本期间,即通过章士钊的介绍与李大钊结识。1916年回国后,他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两年,撰写“北京特约通讯”22万多字。1918年7月,邵飘萍创办我国最早自办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同年10月创办《京报》,任社长。在五四运动中,《京报》的新闻言论和邵飘萍本人都对运动的进程发挥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担任研究会导师之一,研究会的首批学员就有、罗章龙、高君宇、谭平山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的早期领袖。

1919年8月21日,《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度流亡日本。其间他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俄国新政府之过去现在未来》《俄国大革命史》《新俄国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等文章和著作,系统介绍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表达自己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同,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恢复《京报》,大量刊载宣传介绍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他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一百多年过去了,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都已经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理念发出了先声,奠定了基础。为了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初心使命的光芒。

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编辑出版《新青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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