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宋杂剧:务在滑稽巧发微中

宋朝杂剧是一种跟元明杂剧完全不同的表演艺术。简单地说,元明杂剧是完整的戏剧,综合运用歌曲、宾白、舞蹈等手法演绎一个情节较复杂的故事。宋杂剧虽然也演故事,但剧情简短,杂剧艺人也无意于表演复杂曲折的情节、塑造形象鲜明的人物,而是“务在滑稽”,“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用大白话说,就是要逗你一笑。因此,宋人又将杂剧称为“滑稽戏”。

实际上,宋朝杂剧跟今天的相声、小品、脱口秀比较接近,而大异于宋南戏、元杂剧、明传奇、清京剧、昆曲之类的戏剧。

在宋朝市民喜闻乐见的滑稽戏中,有一类专门拿庄稼人嘲弄的题材,叫做“杂扮”,是一种取悦市民的短剧,类似今日的小品。艺人在表演“杂扮”时,往往装扮成乡下人的样子,做出滑稽可笑的举止:“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村落野夫”平日“罕得入城”,偶尔入了城,一身“村气”特别惹眼,所以被城市的艺人编排入戏中调笑。司马光说:“世俗俳谐,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便是指这回事。

司马光的感慨是可以理解的。按现代人的价值观,拿农民取笑肯定也是“政治不正确”。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宋朝城市中流行的嘲笑农村人的市民文艺,不就是牟复礼所说的“城市傲态”吗?自隋唐以降,士族多从居乡转为居城,乡村失去了睥睨城市的优越感,乡下人反而被当成没见过世面的人,成了城里人调笑的对象。宋朝人取笑一个人没见识、没品位,会说他有“村气”。“村气”这个词有点像今人时常调侃的“土味”。这种市民傲态是宋代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产物。

不但村民被宋朝城市艺人拿来调侃,连自我感觉良好的读书人——秀才也成了瓦舍勾栏艺人的嘲弄对象,宋时流行的“酸”剧、“哮”剧,就是专门嘲弄秀才的短剧。为什么叫“酸”剧、“哮”剧?这里的“酸”与“哮”都是宋人对读书人的戏称、谑称,哮即醋,醋即酸。秀才因为举止酸迂、观念迂腐,被市井中人谑称为“酸丁”、“醋大”;读书人拿来卖钱的诗文,也被市民戏称为“卖酸文”。总而言之,“酸”就是宋朝市民给读书人贴上的标签。“酸”剧、“哮”剧的表演形式大约与前面说的“杂扮”差不多,只不过将嘲弄的对象换成了秀才。表演时,艺人饰演成秀才的模样,夸张地演绎其酸态百出的滑稽形象,博观众一笑。

南宋士大夫袁采说:“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貌,则远轻侮之患,倘有讥议,亦不必听。”此话固然显示了士大夫对市井中人的偏见与歧视,却同时透露了另外的信息:市井中人对路过的士大夫也会发出“讥议”。讥议士大夫的什么呢?也许就是讥议他身上的“酸气”。

宋代杂剧的最大特色就是讽刺时人时事,别说寻常读书人,高官也照样拿来开涮。没有一个宋朝高官能逃过杂剧艺人的讥讽。有学者统计过,两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人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就连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孔子也难逃宋朝杂剧艺人的毒舌,宋杂剧中甚至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剧目,叫做“弄孔戏”,顾名思义,即专拿孔子、孟子、颜回等儒家先贤来戏弄的滑稽戏。不过,嘲弄圣贤其实并不是宋朝伶人演“弄孔戏”的目的,他们的目的还是讽谏时务,只不过将“弄孔”当成借题发挥的手法罢了。

北宋末,蔡卞担任知枢密院事(副宰相),他的岳父、故宰相王安石时受尊崇,不但配享孔庙,朝中还有人提议将王氏之位排在孟子牌位之上。一日,教坊伶人进演杂剧,便编排了一出“弄孔戏”,讥讽此事:一名伶人饰演孔子,坐于正位,另几个伶人扮演颜回、孟子与王安石,侍立在侧。“孔子”命他们坐下来,“孟子”、“颜回”均不敢坐首位,“王安石”遂坐在上首,“孔子”不敢安席,也起身避位。这时,“子路”拉着“公冶长”(孔子女婿)上场,“公冶长”一脸窘迫之状,“子路”责备他:“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讽刺蔡卞追崇岳丈王安石过甚也。

南宋初年,王十朋赴湖州任太守,在嵊县这个地方,他看到东岳祭神赛会表演的滑稽戏,就是“设盗跖以戏先圣”的“弄孔戏”,“不忍观”,还写了一首诗发泄胸中愤恨:“里巷无端戏大儒,恨无司马为行诛!不知陈蔡当时厄,还似如今嵊县无?”“盗跖戏孔子”的情节应该本自《庄子》杂篇中的《盗跖》,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子贡被柳下跖辱骂戏弄的故事。但学者考据认为,“盗跖戏孔子”实无其事,是庄子编造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十朋要在诗中说“里巷无端戏大儒”。王十朋说得咬牙切齿,“恨无司马为行诛”,但毕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将演“弄孔戏”的演员抓起来杀掉。“恨无”二字其实道出了当时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无奈。

宋朝士大夫对“弄孔戏”的态度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优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伶人“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所谓“巧发微中”,是说伶人通过在“弄孔戏”中对奸臣、时弊之针砭堪称入木三分。显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贤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尽情讽刺。这,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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