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观点是新闻的眼睛，好的评论是媒体的旗帜”。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写好评论能让媒体人脱颖而出，也能让媒体赢得受众。
近日，传媒茶话会对话曾四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客户端总编辑张显峰，探讨如何写好评论。
媒介生态变化虽然给受众带来很多便利，信息获取极度快捷，解决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和观点稀缺”的问题，但也因为信息投送的过载造成受众“信息恐慌”和“价值观恐慌”。
在张显峰看来，“解决‘信息恐慌’靠深度报道，而解决‘价值观恐慌’靠新闻评论”。
张显峰认为：“媒体人要想写好评论，首先要明‘道’精‘术’，而评论思维的养成就是明‘道’的过程。”
2005年起，张显峰在《科技日报》开设个人言论专栏《显峰冷言》，每周一期，一写9年。
他结合自己的经验说道：“思维的深度决定评论的高度。媒体人要站在城楼上想问题，透过事件看到真问题、大问题，发现主要矛盾，才可能先声夺人、掷地有声，写出有见地、有建设性的评论。”
2005年，他在科技日报做记者时，和同事赴深圳调研一个星期，采写了一组《来自深圳自主创新的报告》，系列报告的结尾篇是张显峰执笔的一篇评论《深圳自主创新的哲学思辨》，透过深圳的做法，从全国层面提炼出坚持自主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了深圳为什么要自主创新，为什么能自主创新，以及从国家层面如何自主创新。
这篇评论的升华，使得这组报道不仅仅是深圳经验的揭示，更为国家推出自主创新战略发出了舆论先声，以丰富的事实和说理回答了“中国要不要自主创新”的社会疑虑，在新闻界掀起了持久的自主创新报道热潮。
这组报道不仅在科技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批示表扬，新华社破例转发，第二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圳市作为代表介绍经验，且后续推出很多的政策是以深圳经验为蓝本的。该组报道还获得了当年度的中国新闻奖。
除了站位要高，张显峰还提醒媒体人评论思维背后是厚重的史家情怀，对问题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当下，就像看皮影戏，要习惯绕到皮影背后去看个究竟，探清事件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才可能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论。
张显峰写过不少关于院士制度的评论，曾一度引起科技界关注，甚至被请去电视台做辩论嘉宾。单看标题就知道他的态度：《重奖院士未必体现科学价值》《“院士年轻化”是怎样的喜讯》《院士增选应再透明一些》《打破院士“终身制”》……这一个个评论的观点曾经被有关机构作为舆情上报，且与后来国家关于院士的制度、政策不谋而合。
2013年，高校兴起了“校领导接待日”。张显峰看到这些新闻后的第一反应是，校领导为师生解决问题不就是寻常工作一部分吗，为什么还要搞个接待日？
“校领导接待日”也许恰是因为平常反馈渠道不畅通、问题解决不深入，甚至有可能是校领导高高在上、脱离师生。
于是，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别等“校领导接待日”才让师生“满意”》的文章，他写道：“我当然愿意看到，接待日里的校领导们都能像这位领导这样耐心细致地接待来访，但我更希望看到这一天接待室门庭冷落的样子。”
等到“校领导接待日”之后才感到“满意”，这本身就是问题。“校领导接待日”的繁忙，何尝不是平日接待不善的写照？如果平常反映问题的渠道畅通，接待的态度诚恳，解决的效率较高，那么“退休教师”也不必还追到“接待日”跟校领导“面对面”，也不会有“较以往满意”的无奈感慨。
张显峰说，媒体也好，评论也罢，核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篇评论有没有价值，关键看有没有问题意识。
例如张显峰在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的评论《专家到哪里去了》中，针对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屡屡不见专家发声，却常见一些专家游走在各种产品推介会上的现象，他开篇就写道：“这似乎是一个很无聊的设问。如今专家遍地走……满眼都是专家身影，充耳皆是专家声音，怎么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呢？”
他笔锋一转又写道：“但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每遇攸关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期待专家通过媒体给出权威解释时，专家却好像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个问题的落脚点，他放在了文章最后：“不为私利和权力鼓噪，只为公共利益代言，这是专家本应信守的道德底线。”
张显峰说，当媒体人心中有了问号，才可能把受众心中的问号拉直。问题意识不是咄咄逼人的质问，而是基于理性认知的循循善诱。
评论的力量不在于作者的态度有多强硬，用词有多犀利，而在于发问的能力和问题的深度。问得越透，受众代入感越深，共鸣性越强，作品的引导力就越强。
2006年2月，有一则消息爆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50多位院士辞去“中国管理科学院”的“终身院士”称号。
原来，总部在香港的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是以欺骗的方式授予这些院士该院“终身院士”称号，再借院士的公信力向全国学者兜售该院“院士”称号。
张显峰却心存疑问：“如此幼稚的伎俩院士居然看不出来？如果‘中国管理科学院’没被证实是皮包公司，院士们又会怎么辞去‘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在其他媒体一片善意解读中，张显峰写了一篇题为《“院士造‘院士’的反”值得喝彩吗？》的评论。这篇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院士们此一时彼一时的“选择的出发点不是社会精英所承担之责任，而是惟名惟利。”
张显峰认为，写评论最忌人云亦云。舆论都在喊打或叫好时，追上去扔两块砖头或应和两声，这是最没有出息的，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是评论的灵魂。
明确的“道”为媒体人提供了方向指引，但这还不足以支撑一篇好评论，媒体人还需刻苦精“术”以提高笔力。
评论不能写成干巴巴的意见表达，评论要有“文气”。其中“文”是指作品要有“文本价值”，而“气”是接地气。
张显峰说道：这是一个观点泛滥的时代，快餐式阅读使评论已经变成了立等可取的“煎饼”。很多都是就当天的新闻事实进行评论，直接亮明观点，并不讲究写法，这样做自然有时效性优势，也提高了表达效率，但附加值却降低了，很难让人有第二次阅读的兴趣。
“我读文章有一个习惯：只要语言很糟糕，马上就扔到一边。”张显峰说，有时候，幽默诙谐的讲述中透射的犀利要比义愤填膺的观点有力得多；感同身受的换位思考和情感交流要比直白的表达有利得多。
评论崇尚理性，并不意味要板起面孔讲话。理性地思考问题，但要艺术地表达观点。
评论的力量不在于作者的态度有多强硬，用词有多犀利，而在于语言的渗透力和逻辑的张力。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流传至今还被评论者视为宝典，不仅仅因其思想的锐利、一针见血，其看问题的深邃以及传导问题的文本魅力恐怕也是其传世久远的重要原因。
写评论要学会“慢半拍”，实在拿不准就等待事件水落石出后再发表看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