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刚刚结束，新一届政府落地，第一把火就燃起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热点。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系列的国家机构改革时间跨度太大，层次太高，离自己似乎很遥远，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也并没有意识这些新闻联播里的字眼，关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什么事。
比如，前阵子，一位在长三角创业的东北老哥就点赞当地营商环境狠狠火了一把，还上了央视新闻。
说的是这位老铁在江苏无锡开饭馆，装修时因为电容量不够用，天然气管道又暂未接通，厨房开不了火，眼见又要耽误开业，就去当地部门反映了情况。
没想到负责人当场就告诉他“10分钟给你答复”，随即联系社区，出解决方案外加报销改装费用，相当于只跑了一次，然后老哥的餐馆就正常开业了。
除了无锡给东北老哥当场解决问题的市场服务外，还有让老百姓办手续明确“只跑一次”的公共服务宗旨，或者杭州市民违章被交警拦下后，先给一张满意度调查表的柔性执法，还有率先组织企业出海抢订单，都充分展现了一个的地方治理水准。
无数网友想起自己跑政府部门的麻烦事，羡慕别人家的营商环境，由此开始反思南北文化差异、人性曲直…….但极少有人把这个东北老哥的感受与看似高高在上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
也有其他地方网友表示不服，全国很多地方，去政府办事跑一次就就行了，为什么江浙沪那么出名呢?
过去的江浙沪，在鲁迅笔下，那可是孔乙己的故乡、赵老爷的地盘，是观察针砭中国社会人群问题的鲜活取材地。历史也上终结倭寇的戚家军，群殴阉党走狗的民间义士，地方风气彪悍得很。
中国其他地区的问题，也曾经广泛肆虐于包邮区，甚至因为经济率先发展的原因，在浙江暴露得更早、更明显。
2002年，新华每日电讯文章《“腐败怪圈”如何破解》就说，从90年代到2000年初，浙江经济越发展，“落马”干部就越多，成了怪圈。
很多县市乡镇处级科级干部，财权膨胀，动动手就能左右千万上亿规模的资金，却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腐败问题急剧蔓延。比如，一个当时温岭市（县级）里财政局的副科长就敢把1.89亿预算外资金轻易划入当地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账户，导致上亿资金无法收回。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曾整理1999年至2007年的各省贪污立案数，发现福建、贵州、浙江位居前三。
而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金钱诱惑下的腐败，感受到的就是公共服务的庸官、懒政与恶吏。
2004年，浙江省委积极抓反腐工作的同时，就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庸官”治理行动。不到一年时间，高达2390名公务员因为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游戏，或者擅离职守、办事拖沓、吃卡拿要、态度蛮横等等被群众监督举报而受到处分甚至辞退。
只要翻翻包邮区往届当家人的名单，你就会明白，很多正在或者即将在全国发生的变革早在N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庸官懒政造成的社会危害，丝毫不亚于贪官。因为对于社会运行而言，贪官是暴露脓疮恶疾，庸官懒政却是无时无刻侵蚀一个社会与政府发展活力的慢性毒药，导致危机隐患不断积累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2012年3月7日，原富阳市（今杭州富阳区）在其政务网上晒出浙江省首份县级权力清单。其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574项，每一项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比如，审批制度改革错综复杂，无论你要求减30%还是70%，部门拿出来的往往是次要的审批事项。即便命令削减的，也会通过备案制、承诺制等多种形式给顶了回来。
按照当时浙江省省长的说法，“几轮下来，审批事项削减的数字很漂亮，但企业和基层基本没感觉。”
任何权力都天然地拥有自我繁殖和扩张的倾向，想方设法扩大范围增加触手，是官僚体系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
于是，浙江省把各部门错综复杂的行政权力细分为15类（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奖励、财政专项资金分配监管、年检、备案、其他等等），要求一一梳理，摆在明面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留一点模糊增殖的空间。
此外，在权力清单基础上，浙江还推出了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以及全国第一个政务网，多方面下手，限制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过度干预以及懒政不作为。
启动半年后，浙江省级部门权力清单行政权力从1.2333万项压缩到4236项，削减幅度达三分之二，直接行使的权力则限制在1973项。这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数不清的利益圈子被打碎，很多动辄审批上亿的资金权力都被收回了。
权力少了，但不能不干事，而且还要高效的办事，于是就有了地方层面的“大部制改革”。
所谓大部制，就是把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避免机构重叠，职能不清、部门林立、令出多门，约束权力增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与此对应的是小部制，指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重、相互扯皮多，审批环节多…..是机构低效臃肿官僚化的主要特征。
大部制改革原本是2008年从中央开始的，为的是精兵简政，改变整个体制文山会海的臃肿低效。
比如，十八大后，中央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但地方“小部制”，实际很难按部委模式操作，人看起来多，但各顾各的，真正干事的“人不够”。为了落实政策，中央的大部制又不得不迁就地方的“小部制”。
2016年，浙江站在需求端，也就是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的用户——也就是老百姓办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多跑一次”的改革，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倒逼各自为战、拖沓浪费的“小部制”进行部门间的协调、整理、合作。
而部门内部，也更多考虑一线办事人员的视角，同样进行“最多跑一次”的改革，由内而外，自我革命，从内部解决老百姓头疼的行政低效问题。
随着“最多跑一次”在2018年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浙江经验向全国推广，从“权力清单”、“老百姓需求出发”，最终建立起全国“条”“块”协调的“大部制”政府机制。
世人只看到其长三角民营经济一次次抓住时机，一直跑在经济最前沿，却忽略掉了背后，是面对最尖锐的发展矛盾，一次次刀刃朝内，才能彻底摆脱官僚化的旋涡。
今天，老百姓所能感受到的办事效率、人本服务是水面之上，水面之下，是一个地区长期制度改革与吏治水平的高低。
而江浙沪能成为今天的包邮区，靠的不是一时灵光乍现，而是与社会生产力阶段性发展需求、与权力利益结构分配紧密匹配相关的长期制度机构改革。
由于历史原因，浙江本地“抱团护犊子”情节非常强，有时是改革的推力，有时候也会是巨大的阻力。
革命时代，由于敌强我。